2025初的聚会，我坐在班长杨剑雄旁，举杯的瞬间不禁感慨，“作为初中语文老师，张锦的确厉害，单她那节讲清’的地得’的课，日后但凡遇到’的地得’被用错时，我总难免心生得意，谁让你没遇上张锦。”杨班颔首，对于张老师的教学水平，在座的有目共睹，只是对张老师的评价，从怨愤到中肯，于我，还是第一次。
三十多年来，对于记录成都七中往事的要求我总是婉拒，毕竟，那六年的校园生活有个人始终绕不过去，就是张锦老师。
张锦老师是我进七中后的第一位班主任，第一位语文老师，虽然我们当面恭敬地称其“张老师”，一转身，同学之间，我们仍直呼其名，张锦。上世纪八十年代，位于磨子桥的成都七中的主要生源来自三五公里方圆半径内的龙江路、劳动路和磨子桥小学，龙江路小学的同学全部读完六年学制，1983年从磨子桥小学考进七中的我们是最后一届五年小学毕业生，年纪稍小的缘故，我们也跟着龙江路小学的同学直呼班主任大名，虽然难免冒犯的嫌疑，但七中的老师从张锦开始，对此并不介意，毕竟，同一个教研室，同一组搭班教学的老师同一个姓氏的情况在所难免，且这帮童年向少年迈进的孩子，用指名道姓称呼老师的方式试图证明自己长大成人的做法虽难免幼稚，却不乏可爱，以七中老师对学生包容的爱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就是。
第一次去成都七中报到的那天是83年的8月30号还是31号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是母亲送我去的，虽然那年所里考进七中的孩子有十个，母亲仍坚持要送我去，估计也想顺道见识一下令父亲爱恨交织的母校。报完到，领了书本，紧接着是简短的欢迎仪式，全班同学第一次接触班主任张锦老师。这年轻的女老师不到三十岁的年纪，瘦削是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在那个成衣业并不发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绝大部分人的日常衣衫都是裁缝铺出来的，张老师的身形却在原本合体的裁剪下分外单薄，她当时穿的那件白底印花短袖的花型图案我至今仍能记得；身材瘦，脸上自然也揣不住什么肉，苹果肌、婴儿肥似乎与这位年轻的女老师无缘，略显干瘪的脸庞反倒衬得那五官有些凶，偏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发散着热忱、奋进和励志的光芒，有如巨大的磁场，牢牢地吸引住五十六个少年的心；有同学记得报到那天的张锦老师是戴了假发遮挡她稀少的发量的，我只记得回家的路上母亲说这女老师多半是生孩子时亏了气血没补回来，感慨教师职业的不易；看似瘦弱的外型丝毫不影响张锦老师散发自内心的巨大能量，她的声音是洪亮的，调门不低，她的语言是有鼓舞性的，她的表达，清晰、准确，对于我们这群带着梦想踏入成都七中校门的同学来说，这么朝气蓬勃的班主任令人眼前一亮。
然而，欢迎仪式后的大扫除让我对张锦老师的印象急转直下。我的座位当时被安排在教室中间，做清洁的命令一出，同学们四散奔向教室后摆放清洁工具的角落，抢扫把的，抢水壶的，拖桌椅的，唯有我和另外几个同学站在教室中央，傻呆呆地看着教室门口着急地示意我们赶紧找活儿干的父母，不知所措……做完清洁后的班会课，我们果然被不点名批评了，带着抹布去报道的杨剑雄同学被表扬是心里有集体，有责任感，有担当，而我们这些眼里没活儿四体不勤的成了巨大的反衬，刚进中学就被贴上在家里做少爷小姐的标签……原来这就是七中给的下马威，回家的路上，母亲恨恨地挤出“文革遗风”四个字，那年头谁家有养少爷小姐的条件？五十六个人的班级，统共几把苕帚，几个畚箕？十一二三的孩子，醒事有早晚，哪儿至于就被扣上“不爱集体”、“少爷小姐”的帽子？作为班里年龄最大的杨剑雄，醒事早，有班级大局观和集体责任感，作为班主任的张锦喜欢这样的学生无可厚非，哪儿至于因为对杨剑雄的欣赏就打压一众懵懂的其他同学？扣帽子后做什么？打棒子么？对于在张锦手下即将度过的三年初中时光，母亲不乐观。多年后反过来想，如果张锦老师当时的好恶真是“扣帽子”的文革遗风，那她自己的做法岂不是赤裸裸地挑拨干群关系么？哑然。
那天聚会时和班长杨剑雄聊此旧事，感慨张锦老师也是性情中人，当年的做法虽有失偏颇，但彼时的她不到三十，我们初86级2班又是她第二次做班主任的经验，以她那代人的经历，生在红旗下，长在阳光里，正长身体的岁数恰逢三年自然灾害，求知的大好年龄又遭遇停课闹革命，城市待不了，去广阔天地接受“社会主义再教育”，好不容易熬到恢复高考，争分夺秒地就着昏暗的灯光把失去的青春补回来，力争返城……七十年代初生的我们只能从伤痕文学的点滴中一窥他们那代人的苦难，两代人之间代沟也好，文化冲撞也罢，实属正常。如今我们这些八十年代最后一批高中毕业生都已年过半百，大脑的生物存储量越来越有限，与其纠结年少的伤，不如细数青葱岁月的快乐，也算对得起人生在成都七中度过的六年求学时光。
作为班主任，张锦老师热忱、奋进、锐意进取的精神内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作老师的几十年职业生涯中桃李满天下，记不住某一位学生很正常，而作为受益于张锦老师言传身教的学生，忘记却是不可原谅的。
打从张锦老师那儿开始，我一直觉得成都七中的班主任老师都有一双慧眼，擅于发掘学生的特长。比如我刚进七中不久，就被张锦发到大队部去做文娱委员。大队文娱委员？那可是班里最大的“官”，仅仅比录取线高出一分考进七中的我，不知自己何德何能，在一众三好生、学生干部中被张老师相中，脱颖而出。后来被告知是因为我在读小学时合唱指挥外加唱歌的特长，碰上当时的大队文娱委员卸任的机会。慧眼是一回事，胆量是另一回事，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张锦当初是咋想的，把我这般自由不羁的灵魂支到大队部去做学生干部，班里不能服众不说，负责大队部的是成都七中的老革命，解放前就做学生运动的黄家玥老师，黄老师会怎么看张锦，太嫩？也不知后来的张锦会不会为自己的选择后悔，总之她当时的胆识我是佩服的，做大队委的那一年，顺理成章享受了别的同学没有的机会，和老师们一起在春雨中走访崇庆县怀远乡的万元户，在学年结束时去青城山脚下过夏令营，白天准备游戏设置，夜里关灯后抓萤火虫。
大队委卸任前后，因为普通话字正腔圆的优势，我又被张锦推荐去学校广播站做午间新闻播报。那时的我尚未在歌唱的练声和朗诵的动力源之间找到相通的窍门儿，只用平日里说话的语速播报稿件，一日播完，兴致勃勃地拉住张锦，问怎么样，“跟打机关枪似的，太快。”张锦皱了皱眉头，毫不客气，语文老师的点评就这么精准。虽然当时的情绪受到不小的打击，日后面对话筒，慢慢地悟出用气息控制语流语速的窍门，一旦开麦，总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张锦的点评，一秒进入状态。
每年的一二九合唱节，是我和张锦老师的合作最默契的时候。张锦老师力争上进的性格，骨子里那种对荣誉的追求，在全校比赛中力争前三的野心将全班同学的集体荣誉感调动起来，配上我当时在合唱指挥上的优势，每年从十一月中旬开始的合唱排练，都是非常愉快的记忆。我至今仍记得初一那年排练《红星闪闪》和《春雨濛濛下》时张锦老师对于每一句歌词的音准，声音表达和形体呈现的执着。于音乐，她仔细到抠准每一个音符，于形体，她能抠到每一排每一位同学脖子摆动的幅度一致，虽然日后我们难免带着功利心去揣测当年在文艺活动中挣得的荣耀铺就了张锦只带了两届初中班就直升高中做班主任的坦途，不得不承认的是，细节决定成败，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以张锦的认真和热情，以天道酬勤的自然法则，直升去做高中班主任的张锦老师，有两把刷子。
作为班主任，张锦有能力，作为语文老师，张锦的实力更是有目共睹的。我曾向杨班坦言，能拥有今日码字为痴带来的虚名，张锦在初中三年给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不可抹杀。
古文的学习对于刚迈进中学的我们是个全新的世界，与现代文直白的表达法相比，古文或抒情或咏志的虚实结合着实令人摸不着头脑，学习的难度也远超唐诗宋词。先秦的《诗经》、《论语》，唐宋的散文，那些之乎者也，那些虚虚实实的词法变换难免令初识古文的我们产生畏难情绪，即使早已看完父亲书柜里的明清小说，我对语文课本后半段的古文仍难免发怵。以张锦的学识，面对我们的茫然，对古文的讲解永远是深入浅出，帮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在课堂上就能举一反三地穿越那些实词虚词的障碍，直达作者歌咏言志的初衷；等到初二，当古文的学习对我而言从攻关变成鉴赏，不得不承认，张锦老师的教学法帮我完成了质的飞跃，至于高一时轻松解读元曲的十大古典喜剧和悲剧，张锦在初中时打下的古文功底功不可没。
一节课讲清楚“的地得”的用法令很多老二班的同学记忆犹新，受益匪浅。对于日后专业学习过《英语语法》和《语言学概论》的我而言，心中长期存在一个疑问，身为语文老师的张锦什么时候对英语的词法有所涉猎？古汉语就不说了，无论是记叙写实还是抒情言咏，笔之所至，情之所至，真若论严格意义的词法句法语法，很难一个钉子一个卯地说出个天方地圆；始于民国初期的白话文运动则不然，现代汉语的语法大都是英语抛砖引玉的结果，比如词法定义，比如句法种类，再到文章类别，能在初中阶段学好中文语法的人，日后反推回英语语法的学习，势必事半而功倍，而张锦老师对“的地得”的诠释，恰好证明了这一点。“的地得”在初中语文的教学中属于词法一类，用张锦老师的话，“的”，表从属关系，后面跟的是名词；“地”，表动作，后面跟的是动词；“得”，表状态，后面跟的是形容词。从属、动作、状态，只要记住这三点，“的地得”就不会用错。“的地得”的用法在英语中是没有的，英语中的从属、动作和状态分别跨越词法、时态和句法，放入中文里，张锦老师只用一节课的时间，轻松跨越两种语言的差异，将三个结构助词的用法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聚会时有同学提及当年张锦老师坚持操着普通话教学的往事，称赞她的远见，自嘲老二班档案管理员的我的印象反倒不那么深刻了，难不成是当年张锦老师给我无数次课堂上朗诵和背诵课文的机会时，也给我以“小人之心”揣测她是想逃避自己并不十分标准的普通话做示范？被外甥戏称“凭普通话碾压一众四川人”的我在学生时代的确是吃足了普通话字正腔圆的红利，无论读小学还是中学，背课文、诗朗诵、讲故事、演讲、辩论比赛，但凡跟语言表达有关的机会，班主任们从不让我缺席，而对于语文老师们方言味儿十足的普通话，年幼的我的不屑从不隐藏。张锦老师的普通话水平？我搜肠刮肚也只依稀记得她上课时略显别扭的个别音调，在那个信息量和传播手段远无法和第三次浪潮后的今天相比的年代，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屈指可数方言普通话残音足以证明张锦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对普通话学习的认真和坚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能在每日的课堂上硬撑着用普通话教学，毅力和远见足以赢得学生的钦佩。
别看张锦老师普通话的发音不能字正腔圆，她对普通话音韵表达的高标准要求，帮我大大提高了语言表达水平。那还是初一时的旧事，语文教研组要来上张锦老师的观摩课，课文选定朱自清的《春》，我被选中在观摩课上背诵课文。背是很简单的事，全凭记忆，诵在张锦老师那儿却是个技术含量不低的活儿，同样是文章开篇的两个“盼望着”，哪一个语气轻，哪一个语气重，轻是怎样的轻，重该如何的重，张锦老师愣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掰开来，反反复复地给我做讲解，直到我真正领悟了她要的情绪情感是如何通过文字的表达，音韵的抑扬顿挫，节奏的轻重缓急，描绘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盎然春意。到后来学校为张锦老师的《济南的冬天》录制电教课时，背诵课文的依然是我，那时的我已大致了解张锦的要求，练了几次便轻轻松松地达到她的标准。后来但凡遇到稿件录制，我会习惯性地誊抄一边，轻重音、换气、节奏的处理我会按自己的习惯做好标记后才开始练习，所谓童子功，就是那个在年少时对你诸多要求的人，因为她的严谨、因为她的认真，因为她略显完美主义的坚持，为你日后的方向，打下坚实的基础。
有时候我在想，作为语文老师，作为班主任，张锦老师对我不薄，为什么我对张锦的印象却一直好不起来呢？报到时的经历印象深刻，以好友智斌的看法，那个年纪考进成都七中的少年，个个在小学时都是学霸、学生干部、乖娃娃，进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成都七中，从单一的唯成绩论，到全方位多角度诸多衡量学生的方式，认知的鸿沟造成敏感脆弱的个性，如果再遇上象张锦这样永远“斗志昂扬”、“干劲十足”的班主任，师生间有所冲突也正常。我倒是觉得，如果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成都七中是我认知中的一种文化，那么这种文化的内核与张锦老师个人身上的性格特质恰到好处地契合。比如尊重差异，在张锦老师的班里，无论你是学霸还是学渣，只要你有潜质就一定会被发现，就连调皮得天上有地下无的彬哥，在张锦老师眼里也是恨铁不成钢的痛心疾首，多聪明的孩子，要是能把调皮捣蛋的心思三分之一用到学习上该多好。八十年代有部电影，《血总是热的》，片名放到成都七中，放到张锦老师身上，应改作《心总是热的》，一个内心澎湃着对学生的爱，对教育事业的爱的老师，遇见她，是学生的幸运。
同为性情中人的我，对于张锦老师对学生全心全意付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无言感激，不只因为无数次被关注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那三年里，无论对学业、事业还是人生，她身上从里到外散发的那种永不降温的热忱让我看到希望，看到学校的希望，看到社会的希望，看到时代的希望。
谨以此文感谢成都七中张锦老师，因为有你，人生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