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了，我在这样夜深人静的时候 ，思念他。
父亲是这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他早已播下了“要堂堂正正做人”的种子。
那还是在西安的时候，文革已接近尾声，突然有一天，据说即将落成的电影院的外墙上发现了反标–“打倒毛主席”。那年头再不懂事的孩子但凡识了字，也知道这五个字是万万不能放到一起的，修正主义可以被打倒，走资派可以被打倒，刘少奇可以被打倒，邓小平可以被打倒，但最高领袖红太阳……那可是大逆不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带上铐子，什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往最惨的下场想吧。偏偏他们发现了反标，却没有发现写反标的人，现在想想，那样的白色恐怖下能有胆识写出反标的人，哪儿至于傻到光天化日地给你们看到？经手人没有被发现，目击人却被传说是我们姐俩，那年头老百姓的政治觉悟外加大院相对封闭的环境，传言传来传去就传成真的了。
更大的传言说保卫科要找我们姐俩问话，收集证据。在传言变为事实之前，父亲把我俩叫到跟前，问我们究竟有没有看到什么？我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完工的电影院有什么好玩的，砖块沙土什么的都打扫干净了（好象那时在忙内部装修），一点儿危险系数都没有，砖垛、沙堆、树梢、墙头、预制板堆、破仓库才是我经常逗留的阵地，危险系数的诱惑已经使年幼的我挨了不知多少打，面对父亲的认真却俨然忘记了挨打时的痛，依然实话实说；老二的胆小已经被父亲的严肃吓得说不出话来了，除了摇头，眼泪都要冲出眼眶。那么，无论别人怎么问，照实说就是了。父亲当时是这么叮嘱的，不要栽赃陷害别人，要堂堂正正地做人。
我想在那十年，以及再往前推的岁月中，太多的居心叵测，太多的栽赃陷害，太多人性的丑恶，父亲定是看得太多太多，除了再三询问发现反标前一两天放学后我俩的活动范围，让我们自己从回忆中确定自己是否曾经在电影院工地逗留，到底是否真的没有看见那个写反标的人，面对两个五六岁的女儿，他又能说什么？许多年后我曾问他，为什么那么多人可以被打倒而红太阳不行？有一天红太阳自己落了，地球还不是照转，阳光雨露还不是照样有，四季更替不还和从前一样？他沉默了良久，知道我指的是那一桩童年往事，便岔开话题，说无论如何做人要堂堂正正。
如今人过四十，父亲也走了八年，每年的这个时候，他走时的瞬间又会如同电影一样，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这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在中国时的经历了国门大开时的思想活跃，见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黑猫白猫齐上阵捉耗子的盛况，体会了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到笑贫不笑娼的全过程，眼睁睁地看着一艘大船将要达到和从小被灌输的未来截然不同的彼岸时，我决定弃船。不是不知道“父母在不远游”的道理，只是当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裂变让堂堂正正做人变得越来越艰难时，或许另一片天空下可以自由呼吸，不做异类。面对我即将背井离乡的选择，父亲的黯然神伤没有说出口，我却看得清清楚楚，一辈子堂堂正正地做人，连求人送礼都不会，到头来只能面对骨肉分离的酸楚。移民是一种痛，一年苦，两年小苦，三年不苦，熬过了移民的阵痛期，能够挺直腰板，堂堂正正地做人，远在天国的他如果能看到，一定能释然……